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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电影节访中国导演李睿珺张秉坚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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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黑色幽默,也是为规避审查


  搜狐娱乐:为什么要把电影的故事背景放在文革结束后?


  张秉坚:78年,文革结束后两年。那时候的中国就是一张白纸,百废待兴。那是一个率真的年代,就像中世纪过去之后中国迎来了文艺复兴,天刚开始亮。做这个犯罪故事的时候,我就在找这么一个氛围。


  这个题材放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让人想到沉重的东西,但我想用一种别的方式表达,轻松、幽默,不是让观众非常愤怒,把枪指向银幕。


  我想拍一个不一样的电影,没去想迎合谁,或者迎合市场。我们的外景,摄影拍的画面,音乐,还有镜头的运用,大都很沉稳,我不追求快捷、运动这些市场上时髦的电影语言。


  搜狐娱乐:电影里黑色幽默的,略带调侃式的,反讽的调调是专门针对这个时代定的吗?


  张秉坚:在中国做电影我们都做了很彻底的自我审查,特别是你做院线电影。写剧本,和编剧讨论的时候……包括警察的形象,他几乎没有说脏话。审讯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注意的,必须绕开,这个没有选择余地。包括犯罪过程,这是一个性犯罪,必须绕开。我们用带幽默的处理,也是为了把一些绕不过去的给虚化了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,权宜之计,如果你严肃地写,人家觉得接受不了。用幽默的方式,大家觉得蠢也是很可爱,一笑了之。


  反讽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思——文革结束后复兴的时代,文革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尊重的价值观的冲突,包括破案手法的冲突,我是想让观众在微微一笑当中去体会这种东西,我更愿意提供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平台让观众思考,而不是太沉重,他们不愿看了。我这个片子里的人物我希望他们可爱,年轻观众能接受。但是,让年轻观众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去迎合他们。


  搜狐娱乐:结束的时候“老流氓”被逮着,他有一段陈述,像是在总结文革对他这个“知青”的摧残。


  张秉坚:我得告诉观众为什么他会这么做,这个人有自己的理由——生活的磨难、童年的不幸、对现实的报复、对爱的渴望,他表面很强大,但内心很脆弱,不堪一击。就像我们现在,外表看着很光亮,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精神问题。


  搜狐娱乐:电影的结尾有两个版本,其中一个是老流氓被抓住了,一个是没抓住,明眼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了应付审查。


  张秉坚:最后公安永远要抓到坏人,这没有不好。但是,这电影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破案电影,更多的是别的东西,反讽,人性的转变,对性的渴望和矛盾。我们报批的版本是警察把犯人抓住了。但是,我内心隐隐约约觉得不满足,所以又加了一个结尾,金马奖就放的是现在这个版本。我们已经拿到“龙标(电影放映许可证)”了,但是我还得跟他们沟通,不知道拿了龙标后还能不能改成现在这个结尾。


  三、票房?在拍之前就准备好死了


  搜狐娱乐:这样题材的电影,当时找投资很不容易吧?


  张秉坚:这个剧本就没有找到投资,我的两个好朋友给我投了,都是做IT行业的,其中一个是我在美国上大学时候的好朋友,他就是投资我这个人。我自己也投了。总共花了650万。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,人家都不投,一个担心是破案题材,我们的审查制度严格,有广电局、公安系统。因为要求你不能展现犯罪过程,所以人家可能觉得不好看了。大家都想拍一些安全的电影,喜欢跟风,拍已经成功的类型。刚开始我想把电影做大一些,后来改变主意了,把它做小,这样也不会死得那么悲壮。自己投资,我就不考虑任何别的事儿了。


  搜狐娱乐:已经有发行计划了吗?


  张秉坚:我还不知道,准备明年上半年上映。我们也问了一些发行的团队、公司。他们还是惯性思维,觉得没有明星,没法宣传。但对我来说,这个片子至少是有创新的。我拍摄前花了一年写剧本、采访、收集素材,拍了一年,后期又做了将近一年,算起来三年。现在优酷土豆要成为我们的出品方,不过最终还没定下来。汪峰也同意给他《东北偏北》那首歌做电影的片尾主题曲。


  搜狐娱乐:有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,就是观众不买账?


  搜狐娱乐:我在拍之前已经准备死了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不像有些小成本电影,这个电影还是观众能看懂的电影,我们属于多元化的电影,而不是小众故事。这个市场需要创新的东西,可惜发行环节不好,院线有的时候没有给小片机会。中国导演做电影有一些多元化了,但是发行上没有多元化。有些小片挺好看的,但是观众没看到,被发行和放映环节切断。发行觉得没有明星,观众不会看,不给发行。院线以为观众不喜欢,排的场次都是上午、中午。